中华书局图书馆的前世今生 | 专题
我们是在二十年代进中华书局编辑所的工作人员和图书馆员,工作了四十多年。在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之际,我们虽已退休多年,回忆往事,犹历历在目。现把回忆到的中华书局图书馆自创始至今的一些情况,分成:一、1912年—1934年(在静安寺路时期);二、1935年—1949年4月(在澳门路时期);三、1949年5月—1958年(解放后至辞海编辑所成立)笔述于后。由于年代久远,可能馆史叙述和人事变迁与当时实际情况有所出入,此则有待于同志们的指正了。
——杨德均
一、1912年—1934年
(在静安寺路时期)
中华书局1912年创立之初,地址在上海东百老汇路(今东大名路),编辑部门只有三四人,参考用书并无专人负责。1916年静安寺路(今南京西路)哈同路(今铜仁路)口总厂建成,办公大楼的二楼为编辑所,分成教科图书部、新书部、英文部、杂志部、美术部、古书部等;始有二三人管理图书,地点在编辑所的西南隅,称为“中华书局藏书楼”,规模不大,面积约一百平方米,主要是供编辑工作的需要,为编辑工作服务。购进图书后按流水登记账上架,并无分类图书卡或书名卡,借阅时填写便条,亦无借书卡和借书证。1920年藏书约万馀册,盖用“中华书局藏书楼”印章。
中华书局静安寺路办公场所
中华书局藏书楼
1925年藏书增至六万馀册,感到按购置先后排列上架,检索取阅很不方便,于是编辑所长戴懋哉邀请图书馆学专家杜定友前来指导。按照杜定友的《杜氏图书分类法》分类编目,把图书分成十大门类(普通门、哲理门、教育门、社会门、艺术门、自然门、应用门、语言门、文学门、史地门),每门分十中类,再分成十小类,从000到999,分为一千个类号。工作人员便按照杜定友的方法,把藏书全部重新分类、编目,改按门类上架。新图书购到后分别中文(登记号前冠以“中”字)、外文(登记号前冠“西”字)、日文(登记号前冠“东”字)在流水账上登记外,并有分类卡,每本图书设置借书卡,便于借阅者签名,归还时借书卡仍放在书内,建立了一套新的购置、登记、出纳制度。1925年底藏书楼改名“中华书局图书馆”,另镌新的方形藏书印记。
负责图书馆工作的先为傅绍先,次为陆衣言,再为程本海,1926年起为楼云林,直至1965年退休。
1930年1月,舒新城被聘任为中华书局编辑所长兼图书馆长,对图书馆各项工作,颇为重视,如积极添置书架,扩大图书采购的范围,词典及工具书置备复本;中西文图书有参考价值的一律采购,对各书局出版的教科书,力求齐备;并收购善本书、地方志、金石书画、报章杂志等。舒新城并以自己历年所珍藏的各种期刊、杂志及教育学方面书籍价让给书局,充实馆藏。此时,另镌钢质圆形硬印,用于精装、平装书籍及期刊杂志上。
二、1935年—1949年4月
(在澳门路时期)
中华书局由于业务进展迅速,原静安寺路总厂不敷应用,乃在澳门路另觅厂址。1935年新厂建成,编辑所与图书馆一同迁往,编辑所在办公大楼三楼,书库在四楼。图书馆定制了大批钢书架,添建了书橱,出纳员与书库分别在三四楼,输送书籍采用了小型的书籍式电梯,是当时较为先进的设备。
1935年,编辑所成立“史料整理组”,设在四楼东面二室插图内,把当时全国发行的报纸、杂志上有参考价值的文章,制成资料卡,注明论文篇名、作者、内容提要、出处、时间、卷数期数等,报纸并加以剪贴,分类编排,以便检索。负责这一工作的是姚绍华。1937年“八一三”事件后便告停顿,积存的数万张资料卡片,后来经过几次搬迁,散失了不少。
此时,图书馆的卡片目录,均每种图书分别建立书名卡、作者卡及分类卡,前面两种卡片按笔画多少排列,同笔画的以书名或作者姓名首字的起笔丶一丨丿乛为序,检索时益为方便。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,为了保护馆藏的珍本、善本书籍,使不受损失起见,曾于1937年和1939年两次组织人力,装成七百馀箱,分散存藏各处。
1939年及1940年这两年间,经人介绍,陆续购进古籍约三万馀册;1941年又购进吴兴藏书家蒋孟藏古籍54,366册;1945年向郑振铎购进藏书5,500册。连同热爱图书馆的局内同人的捐赠,如:张献之有关诗词曲方面的书刊,沈朵山有关音韵小学方面的书刊,陆费铭中有关星相风水方面的书刊等,藏书数量大为增加,内容亦丰富多采。
图书馆曾委托中华书局各地分局采购当地出版的新书报刊,因交通阻断而寄存在香港中华书局印刷厂,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书刊均被焚毁,损失不赀。上海沦陷期间,虽资金短绌,但敌伪出版书刊,图书馆仍有所购买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,中华书局总局自重庆迁沪,编辑所曾携来书籍、杂志、报纸五千馀册,充实了抗战期间所缺少的这一部分的书刊。此时,姚绍华被任命为图书馆副馆长。后由楼云林任主任。从这个时候起购置的图书,在登记流水簿及图书卡时均加“新”字,中文书籍作“中新”,外文书籍作“西新”,日文书籍作“东新”,以示与胜利前购置的有所区别。
中华书局图书馆是解放前设在上海的全国出版系统较大图书馆之一,主要为中华书局编辑所服务。过去中华书局出版《四部备要》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小学中学教科书、大学用书以及文史哲经理工医等图书,编辑各种期刊杂志、丛书、专科辞典以及《辞海》,影印碑帖、名人书法、绘画等,无不利用其贮藏丰富的图书资料,作为参考。
解放前曾在图书馆工作的,有:陈仲献、沈元、傅章海、万以咸、张贶余、王廷璋、楼荣升、王尚志、朱梅生、陆泰利、冯守华等人。
三、1949年5月—1958年
(解放后至辞海编辑所成立)
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,图书馆藏书已达五十万册,其中一般图书(包括中文、英文、日文)36万册,多复本书,主要图书131,500册,地方志20,000册,丛书类书50,000册,金石书画3,000册,报纸合订本105,000册,杂志合订本40,000册,工具书2,000册,教科图书6,000册。
1952年,中央文化部对各大出版社实行分工,中华书局出版方向着重于文史哲及农业、外国语文等方面的书籍。决定中华书局总公司及编辑所迁往北京,上海设立“上海办事处”及“编辑所留沪工作组”。编辑所为保留上海中华书局图书馆原有藏书的完整,仅有选择地把图书馆藏书中的一部分图书一万余册,中外文杂志七八千册一同带京。
1954年中华书局公私合营,改组为财政经济出版社,同时保留中华书局的名称,上海机构称为“财政经济出版社上海办事处”,图书馆改称”财政经济出版社上海办事处图书馆”,但不废中华书局图书馆之名。此时,把历年来积存的杂志进行汇订,半年或一年合订一册,在书脊上注明杂志名称、年份、卷数期数。原有杂志数千种,约十万册,装订成合册二万七千余册,同时把抗日战争期间购进的古书登记、制卡、上架。
1957年,抗战以来采购的一般图书,因人手关系未曾分类,而杜定友分类法似对购进的大批古书及一般图书归类及检索,不甚合适,为了便于将来编写《辞海》的需要,决定改为采用刘国钧编的《中国图书分类法》分类、编排、上架。
1958年夏,财政经济出版社撤销(因另成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),仍用中华书局名义,上海办事处及编辑所留沪工作组的人员分为两部分,一部分并入古典文学出版社,机构称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;另一部分人员进新成立的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,图书馆亦属之。辞海编辑所成立后,曾请求让与留在上海的中华书局图书馆的所有图书资料,以便修订《辞海》时参考,当经总公司于1962年4月复函同意,现为“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”。前此,1958年和1963年又曾两次将馆藏古书、杂志、新版图书计二万馀册,送交北京中华书局编辑所,供编辑参考之用。北京总公司成立“中华书局图书馆”。
中华书局图书馆馆内藏书
此时以前参加图书馆工作的有沈鹤奎、杨德钧、蒋谦寿等。
——本文选自《回忆中华书局·上编》,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,原标题为:有关中华书局图书馆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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